长久以来我国形成了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则关系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是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实现多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由于缺乏专门的人才，所以影片生产基本上都是由汉族团队以汉语为主进行创作，因此视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汉族印记。这些电影在“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指导下，为巩固民族团结、增进国家认同发挥着独特的意识形态作用，同时也将少数民族电影的旖旎风光和风俗景观以视听方式呈现给观众。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黑骏马》为代表，运用本民族语言观照民族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少数民族电影逐渐增多。2005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该片的创作班底以少数民族电影人为主体，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呈现，有效实现了表达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功能，具有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独特价值。此后，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一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人才迅速成长并形成团队，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来讲述本民族的故事，使少数民族电影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化叙事向个人化叙事转变，实现了少数民族电影的“本土化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化转型”。2011年北京国际电影季集中展映了30部少数民族母语，是世界电影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众多民族母语电影的电影节，这些电影不仅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神奇魅力和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与世界多样文明的对应性，同时增强了民族团结，为保障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文化共同繁荣做出了贡献。

　　当前的少数民族电影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创作，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并呈现出新发展、新格局的态势，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坚持并拓展母语创作，注重“原生态”表达，挖掘和呈现深层次民族文化精神和内涵；二是注重风格及其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并且从“过去”、“古代”走向现代，走向日常生活，展现了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共同价值的追求。

　　母语电影的大量出现是中国民族电影主体性觉醒的表现，是中国多元文化的独特风景线。当下大部分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都坚持母语创作，并且不断拓展创作语种，2005年至今，已经有至少11种少数民族语言拍摄的母语电影出现，这些影片注重本民族语言的运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近期代表性作品为蒙古族导演巴音执导的《诺日吉玛》，影片以诺门罕战役为背景，讲述战争时期在草原苦苦等待爱人的诺日吉玛救助日俄伤兵并化解战争仇恨的故事，影片以小喻大，没有正面战争的场景，但充满了对荒谬战争的批判和反思，并借呼伦贝尔草原的壮美景观歌颂蒙古人民胸怀的宽广。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饰演女主角的巴德玛演技精湛，在与日俄伤兵语言不通的情境下，仅靠自身生活化的表演完成了角色塑造，其表演纯出自然，甚至在观众来看完全是“去表演化”的，将善良纯朴的草原女性演绎的淋漓尽致。巴德玛也凭借本片获得了第30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可谓实至名归。小成本制作《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则是年轻导演李睿珺打造的“公路电影”，影片借裕固语和甘肃方言的使用来重新定义角色身份，以两兄弟归乡之旅来省视裕固族逐渐消亡的民族文化，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隐藏了丰富乃至暧昧的文化、生态内涵。

　　可以发现，当前母语电影的创作中仍有不少汉族创作者参与，他们对少数民族同胞、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充满了热爱之情，拒绝以“猎奇”的态度对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及其生存状态，避免了过去习惯性居高临下的审美姿态，得到了少数民族观众的广泛认同。近期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的《西藏天空》就是由汉族导演参与创作的母语电影。影片以庄园少爷和农奴的爱恨情仇为主线，将个人精神探求与时代变革并置来表现近代西藏的历史变迁，影片气势恢宏，技术扎实，用藏语、汉语、英语的碰撞交流来演绎西藏民族身份的流转，并借宗教神秘主义的表现阐释历史变迁下西藏人民精神世界的叩问求索，是一首西藏农奴制蜕变的史诗。事实上，当前由汉族导演创作的电影并没有过多的将少数民族生活作为奇观展示，更多的是将少数民族发展和对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省思相联系，并以民族化视点进行叙事，从而获得包括少数民族电影观众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认同。这种省思式的母语电影创作，甚至在台湾电影中都有出现，魏德圣导演的《赛德克巴莱》和汤湘竹导演的《余生——赛德克巴莱》，虽然片种不同，但均以赛德克民族的视点寻找历史记忆和文化信仰，在历史叙事中突显出对民族身份的肯定和坚守。历来围绕着少数民族电影作者身份的界定，存在着很多争论，在笔者看来，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最重要的不是导演的民族身份，而是导演的文化和审美态度，包括对待少数民族生活文化的把握与审视，所选择的审美表达方式以及能否获得少数民族电影观众的认同。事实上，当下坚持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创作的导演及其他主创人员也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民族身份、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了多侧面的特点，并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肯定，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同侧面在电影创作层面的写照。

　　在坚持母语创作的同时，近年来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采取了“原生态”的艺术策略，试图借助原生态文化来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寻求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所谓少数民族题材原生态电影，就是以民族文化的自我书写为方法，并且以还原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面目为宗旨，将那些未经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现形态呈现在银幕上。“原生态”电影创作多借助和依托母语的陌生化效应，在此基础上寻求并确立民族的自我身份，如刘杰导演的《碧罗雪山》就被称为原生态民族电影的代表作品。近期的《德吉德》一片可以称的上是精品，本片是导演卓·格赫继《尼玛家的女人》之后继续关注草原女性，讲述现代物质文明对传统蒙古家庭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在表现方式上避免戏剧化和奇观化，由三代蒙古女性在蒙古包内外日常生活的场景断面构成，以女性、家庭、草原逐级构建了苍凉坚韧的蒙古精神。影片手法简洁，技术成熟，有较高的艺术品质，放在国际电影节上也丝毫不逊色。随着这种“原生态”创作策略的广泛运用，当下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在艺术上成绩斐然，成为了中国电影一道靓丽的、具有独特魅力的风景线。

　　令人惊喜的是，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自身呈现出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态势。新疆题材电影《我的旗》以一面“国旗”作为意象和叙事核心，巧妙结构起一个维吾尔族村民胡达拜地·依明接受护旗手军人的临终嘱托、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升国旗的感人事迹以及升旗、买旗、做旗杆、找旗等的生动情节，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达了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对国家的爱国激情。其他如《遥远的锡林郭勒》、《伊犁河》、《漫翰调》也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表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园各民族团结友爱、亲如一家、和谐共生的人性内涵、文化内涵，艺术的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母题”。

　　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民族题材影片在主流商业院线中成为了“不可见的电影”。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存在的接受困局，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策略，在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视角的前提下，借助于类型电影的创作手法和商业化营销手段实现自身的市场化生存。同时政府应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文化责任。政府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更要从文化多样性、文化安全、文化战略建设的角度，为民族电影提供一切可能的扶持。笔者想要特别强调，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既是市场，也是“战场”，必须是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抓，推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2013年10月13日，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家协会批准立项的重要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京正式启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以弘扬民族文化、繁荣电影事业、促进团结进步为主题，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是政府层面对少数民族电影又一次大规模的、全方位的扶持和支持，也是对电影“唯商业论”、“唯票房论”的修正和矫正；另一方面借助“艺术院线”进行长线放映和推广，也不失为少数民族电影市场化生存的一种尝试。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有其特殊性，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而是负载着一种民族形象、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着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必须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以及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表达，追求和实现文化多样性，达成现代化语境中文化生态的优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不同侧面”特征都体现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除了艺术价值外，少数民族电影承载着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多重使命，是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实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理想的现实写照。当前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已经成为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所表达的文化诉求以及在表现少数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文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市场化、国际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抓住电影产业转型期的关键机遇，民族题材电影就有可能在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中充当领头羊，进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