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民族大学来，我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震撼，使我觉得研究的关键词里面要有“民族”，这个问题一直在萦绕或者是困惑或者是让我不断的冲击着我，第一个例子是十几年前我刚到民族大学，我作为班主任，一个藏族的学生，他的汉语非常不好，我不知道他怎么到民族大学来上学，所以我指导他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几乎比指导一个外国人还困难，因为他不能够特别流畅的用汉语来阅读，所以说我花了很多的工夫，他只能看懂藏语写的小说，然后他再翻译给我，他再写评论，我再改。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喝酒，一喝就喝醉，还和别人打架。有一次，刚刚处理完他的打起事件，有一个同学从上海来，请我吃饭，我就急急忙忙跑去了，到了餐厅之后，我发了一句牢骚，说这个藏族的同学真不好管，动不动就喝酒。坐我旁边的是一位达斡尔族，她说: “你是大汉族中心主义，这个观点让我接受不了”，当时给我一个下马威，她是达斡尔族，虽然她没有生活在那个地区，属于北京很小资的女性，但是完全的维护藏族人。她说，藏族学生喝酒，那是他生命力的体现，你的大汉族主义是值得批判的。我一下觉得民族问题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不能随便瞎说。所以，到民族大学我觉得我如履薄冰，少数民族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来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在后面的研究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我有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有一天他的朋友知道我在民族大学工作后，对我说，中国第一个该取缔的就是你们学校。在北美，你觉得你是华裔，或者哪一个种族的，这个东西要鲜明的体现出来的吗？他说这个是要把它共同一体化的，谁都不要凸显自己的种族，你们还设立了民族大学。我跟他说我们不是种族我们是民族，这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觉得这个说不通，如果被遮蔽的少数民族身份特意凸显出来，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话语体系里面，意义在哪里？这件事情也给我带来了震撼。

我在民族大学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以前没有想象到的民族问题。比如说还有一次，我们请来海外的学者讲学，少数民族文学学院和我们文传学院的一起，大家热烈讨论迟子建的小说，一个老师质疑，鄂温克族是真的文化吗，另外一个汉族老师完全不认同他的质疑，说即使鄂温克族已经脱离民族生活群体来到都市，我也不认为你谈的鄂温克是真正的鄂温克。

以上诸多问题，非常让我困惑，由于要对学生们阐释这样的问题，我就到民族理论专业的教授那里去请教，是不是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阐释可以解决这些困惑？结果，他们完全没有解决我的困惑，他说我们有高端的会议，民族理论的会议，恰恰用了《红河谷》这样的电影来谈到我们民族问题，这肯定是能够非常好的有深度的话题。他还给我发来几篇论文，也是一个研究民族理论的教授撰写的，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失望，因为他用《红河谷》例子阐述的民族文化，恰恰是如何将藏族和汉族的融合变成大一统，如何在外族的侵略面前，所谓一个大一统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的闪耀。这太简单了，难道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就是要阐述所有的民族归为大一统的层面吗？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太解除我的困惑，所以我觉得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也好，少数民族电影也好，在这样的研究领域里，所谓民族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