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5-11 浏览量:198180
杨光海:我与民族志电影(4)独龙江畔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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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春天,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的拍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的工作转到这里,我也调到这里继续从事相关工作。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何文今把拍摄纪录片《独龙族》的任务交给了我。虽然早就对去独龙江的艰险有所了解,但是越是艰苦的地方对我越有吸引力,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纪录片《独龙族》的拍摄提纲是由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央有关单位进行了审定。摄制组由我担任导演兼摄影,刚从部队复员的伍远明、张文彦担任助手,云南方面指定正在独龙族聚居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洪俊、刘达成协助拍摄工作。考虑到独龙族聚居区每年12月至来年四五月大雪封山,交通断绝,我们在初夏出发了。

  独龙族主要居住在滇西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畔,这里与缅甸接壤。当时,去往贡山只有一条小路。一路上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渡过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穿过沼泽遍布的原始森林。人们形容这条路是“山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这一点不假。据说,曾有一位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志在这里失足坠下悬崖,掉进江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到达贡山县后,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不仅派出第一位独龙族县长孔志清带领我们拍片,还配备了一位独龙族翻译。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河谷要爬“天梯”(用藤蔓在悬崖上搭的梯子)、过溜索、走藤桥,孔志清找来7位独龙族兄弟把摄影器材和我们的行李背过独龙江。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志清的大力协助,纪录片《独龙族》是拍不出来的。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粮食,县里还专门批了五六斤白面让我们带在路上吃。

  我们驻扎在孔目当村,借宿的茅草房就在独龙江岸边的山坡台地上,江水撞击巨石发出轰鸣声,日夜不停。在独龙江两岸的孔目当、布卡凹、献九当、迪丽等村寨考察后,我们广泛征求了村干部的意见,并和洪俊、刘达成充分讨论,进一步核定提纲并补充新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编写了分镜头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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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塘是纪录片《独龙族》着力描述的一个内容。这部片子开拍的时候,独龙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解体的家族公社阶段。独龙族人把由一个父系祖先的直系后代所组成的血缘集团称为“其拉”。整个独龙河谷一共有54个其拉,各个其拉之间依照山岭、溪流等划分界限,有各自的山林、猎场、祭祀场等,每个其拉有两三个以父系家长为主的族长。大家庭的儿子娶妻后,家长会在屋内增添一个火塘,新婚夫妇围火塘而居。一个大家庭中有几个火塘,就说明有几个小家庭,火塘是维系这个大家庭的纽带。

  在原先拟定的拍摄提纲中,有“村寨内,一间宽敞的长方形茅屋,一户四代相聚的大家庭,并分设有8个火塘”的描述。这可能是较早存在的大家庭,但经我们调查发现,一户大家庭内最多只有4个火塘,最终我们决定如实记录。

  拍片时,我们记录了独龙族的刀耕火种、轮歇耕作,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家族公有共耕、家庭之间伙有共耕、个体家庭私有共耕这3种共存的经济关系,反映出独龙族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作物产量低,独龙族人要通过狩猎、采集补充食物。这些活动既具有原始性、惊险性,又充满智慧。

  除了独龙族的生产活动、婚姻形式、节庆活动、文面传统、丧葬礼俗等内容,我们还增加了表现独龙族反抗斗争的内容,就是独龙族人通过溜索等途径,传递绑着鸡毛、火炭和辣椒的木刻,把物品集合起来,进行抗争的情节。之所以加上这段情节,是因为独龙族在历史上为打击反动统治者、保护祖国领土作出过不少贡献,比如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20世纪初,英国人想经独龙江寻找进入西藏的道路,独龙族人在英国人溜索过江的时候砍断绳索,粉碎了他们的企图。这种爱国传统是应当被记录下来的。

  在独龙江的拍摄工作基本完成后,我们走家串户地向独龙族兄弟姐妹道谢告别,启程返回贡山县城。途中,我们拍摄了独龙族群众护送摄制组离开、到贡山县城赶集进行交换的场景。

  在拍摄独龙族人溜索过江的镜头时,我采取了多角度拍摄的方法来表现独龙族人战胜天险的无畏精神。我先拍独龙族人来到怒江边捆绑溜梆,飞速地溜到对岸,然后我也借来一个溜梆,请人把我和摄影机捆在一起溜到对岸去。上岸后,我反身将镜头对准对岸拍摄,溜索过江的独龙族兄弟那敏捷的身姿在滔滔江水上滑行,如同飞燕一般。拍完这组镜头,我开始往回溜,没想到,溜到江心的时候,我扣在溜索上的溜梆翻了个底朝天不动了,我吊在溜索上荡来荡去,如果绑住我的绳子稍有松动,我就会葬身江中。幸亏一位独龙族兄弟溜到我面前,他一手扶着溜梆,一手拉着我,帮我渡过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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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龙族社会民风淳朴,讲究“物各有主,路不拾遗”,坚持“一家盖房,全村相帮”。然而,低下的生产力,加上之前国民党、藏族土司的敲诈勒索,独龙族人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苦海中。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的苦日子才熬到头。

  在独龙江畔,我遇到了纳西族干部蒋秉堂,他响应党的号召,把种子和新式农具带到这里,教独龙族兄弟种植水稻、用牛犁田。还有白族裁缝赵乐修,他把缝纫机拆分运进独龙江,教独龙族人用针线缝制衣物。过去,独龙族人没衣服穿,男的围着兽皮或者树叶,女的用竹条串起麻布裹在身上。赵乐修不但教独龙族人用政府救济的布匹缝衣服,还教他们用针线补衣服、缝扣子,他还把一位独龙族姑娘培养成了缝衣工。

  在独龙江畔,我看到了新建的卫生所、学校,看到了独龙族卫生员和戴着红领巾的独龙族少先队员。离开独龙江的时候,正是收获季节,独龙族兄弟们挥舞镰刀在田间忙碌。他们笑容满面,唱着赞美生活的新歌。这些幸福的场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永生难忘!

      (本文由中国民族报记者牛锐采访整理。照片由杨光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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