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年成绩单

1、连续担任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主席，共展出影片120余部，组织推荐到各个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50余部。

2、2013年起，实施“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推出“三大史诗电影工程”，策划实施“民族电影先锋力量”项目，推出类型化探索的影片4部；孵化首部工业方式生产的少数民族题材商业大片《战神纪》（原名《铁木真传说》）；为尚无电影的少数民族策划拍摄电影5部。

3、2016年，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挂牌成立，出任中心主任。

4、2017年2月，出版专著《大于电影的电影——民族电影档案》。

5、参与策划、监制影片22部，电视连续剧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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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电影展

牛颂对民族电影的兴趣，是从“十一五”时期开始的。当时，北京市民委启动一系列民族文化节，包括音乐、舞蹈、体育、社区乡村民俗文化、电影等等。出人意料的是，在诸多文化节中，电影展的反响尤为显著，在国内国际电影界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

“那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处于多年的徘徊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低谷。探索中的民族电影人迫切需要一个平台，来托住整个民族电影行业。”牛颂说，北京民族电影展的诞生，是加强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更是回应时代呼唤和市场需求的产物。

从第三届到今年的第八届，这五年，民族电影展立足首都，辐射全国，面向全世界，充分发挥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创意之都的核心功能，推动特色鲜明、标识性强的民族电影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共展出影片120余部，向国际电影节推荐影片50余部。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量每年稳定在50部左右，还有数量可观的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我们经过遴选，故事影片、纪录片、民族志电影‘三管齐下’，每届展映推介20部左右。”牛颂说。

民族电影展的推介，不仅让《唐卡》《侗族大歌》《诺日吉玛》《夜莺》《我的圣旅》以及《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优质文艺片、纪录片得以与公众见面，将《真爱》《索道医生》《我的旗》等主旋律影片推上国际电影节放映，还将民族电影的影响力拓展到国外。

“这几年，我们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际电影节建立合作关系。比如说，欧洲万象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法国巴黎中国电影节等，都设置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单元。”牛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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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电影的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说：“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生产，既是市场，也是战场，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后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了反复修改，毛泽东亲自审看并为其定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这部政治性强、热情洋溢的影片，承载着国家统一、加强各民族大团结的重任。

在专著《大于电影的电影——民族电影档案》中，牛颂专门记录了这个故事。他认为，民族电影是“大于电影的电影”，除了一般电影所需要承载的功能外，还承载着促进国家认同、消除民族隔阂、协调民族关系、保证宗教和睦的多重社会功能，这一切又都要融会于影像审美叙事中，兹事体大，需要更多的智慧投入。

“在民族电影中，促进民族团结是‘道’，其余都是‘技’。这个‘道’是万万不能变的。”牛颂说，“比如，展映影片遴选时，除了艺术表现力之外，我们特别强调，影片要突出中华民族认同的导向，要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要体现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中国本土的生长、枝叶在故乡的皈依。为此，我们曾不止一次与导演、制片人商量，如增加国旗、界碑等国家在场的符号，甚至重拍影片结尾等等。”

牛颂提倡“新文化电影”，这个他自创的概念，有3个核心因素：一是坚持中国立场，倡导文化自觉；二是秉承大国心态，向传统文化致敬的文化自信；三是遵循电影市场规律，探索民族电影的类型化，增强文化共享。简而言之，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要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除了要壮大市场规模外，更重要的是要确立好中国电影的精神支柱和美学战略，明确我们高扬的文化旗帜、银幕形象与独特魅力，减少文化在输出中的折扣。”牛颂说。

由此，牛颂也获得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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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计划

虽然追求民族电影的理想主义目标，但在行动上，牛颂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传统模式以政府补贴为主，拍摄成本低，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故事都难以满足现代观众的需求。随着电影市场的日趋繁荣，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

2013年，民族电影展创新推出了“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搭建了市场融资平台，为民族电影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

“我们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一直拥有一个最大最炫的展位，每年促成签约影片五六部，签约金额约10亿元，约占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总额的1/10。”牛颂说。

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搬上大银幕，是长期以来很多民族人士的心愿。“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推出后，牛颂迎难而上，将三大史诗电影工程项目提上了议事日程。

牛颂说，三大史诗电影拍摄的主要障碍有：一是汉语翻译起步晚，提炼成电影故事需要时间；二是涉及到原生的历史文化，从影像艺术上把握难。“再难也要做，也许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但总要有人开始。”

令人欣喜的是，《英雄江格尔》的动画片剧本相对成熟，去年率先拍成了10集动画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推介和10多个省市区的电视台播放，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通过收视率测算，有投资机构看好这个题材的前景，愿意投资拍摄动画大片《英雄江格尔之魔王大战》，目标是在院线发行，打入国际市场。现正与日本制作机构合作，尽快拿出成品。”牛颂高兴地说，目前，《英雄格萨尔》商业大片剧本创作、《玛纳斯》的动画剧本、《说唱大师》的传记电影也已启动，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更让牛颂自豪的是，由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执导、以工业化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战神纪》（原名《铁木真传说》）已经拍摄完成，进入后期制作。这部魔幻风格影片投资2亿元，由陈伟霆、林允、胡星、倪大红等一线明星担纲主演，令民族电影耳目一新。

“《战神纪》的出现表明，民族电影朝着类型化、工业化前进了一大步。”牛颂说。

祖国的五年

记者：今年3月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扶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近期，《战狼2》的火爆，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精神”；藏族电影《冈仁波齐》的票房逆袭，也让人看到了民族题材电影的市场潜力。据您的观察，当前的民族电影界，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您如何看待民族电影的前景？

牛颂：过去，我们常说：民族电影离世界观众很近，离中国市场很远。这几年，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引导下，在民族电影展的大力推介下，民族电影出现量质齐升的喜人局面。比如，《诺日吉玛》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大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获得了“华表奖”。一批类型片，如《骆驼客》《箭在弦》系列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收视率。

自去年以来，《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等影片在院线放映，取得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这表明民族电影逐步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拐点，民族电影正在从“孤芳”走向“共赏”。

记者：您在组织三大史诗电影创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投资人跟您说：“千万别跟我提史诗。”当前，民族电影在走市场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有哪些？主要的解决途径是什么？

牛颂：我一直认为，民族电影应当分为三类，它们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一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目标是国际市场和影响力，占领中国电影的制高点；二是类型化影片，目标是国内市场观众群，赢得相应的票房收入；三是“精深特”的艺术电影，目标是知性观众和国际电影节，体现民族电影特有的优势和魅力。

这三类电影要做好，必须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尤其是工业方式生产的商业大片，从生产、制作到宣传、发行，都必须遵循工业体系的运转逻辑，要实现从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的结构转型。

目前，民族电影要解决融资难题，还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专业基金来连接艺术与资本市场，扶持民族电影实现工业方式生产以至重工业生产。由于民族题材电影的专业性和敏感性，需要极强的政策保障，才能实现其在资本市场的信誉度、可靠性，因此，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基金迫在眉睫。

记者：这几年，民族电影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中法合拍影片《夜莺》，还曾代表中国参加201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角逐。目前，民族电影具备了足够的“走出去”能力吗？海外观众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评价如何？您对民族电影“走出去”有怎样的期待？

牛颂：以前，中国电影被世界电影所认识的，主要是三类影片：功夫片、少数民族电影和苦难片。随着中国的崛起，苦难片日益退出观众视线，而少数民族电影依然是世界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标识性选择。

这几年，中外合拍片成为民族电影“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比如，中法合拍片《夜莺》，就在法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目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导演通过北京电影市场这个平台，实现了与中国少数民族导演的合作。

如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签约的合拍片《北方的神光》，就是首部中国与挪威电影界的合作项目，由挪威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与中国蒙古族导演签约。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我相信，民族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前景将是光明而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