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电影进入到主流商业院线。现象级电影《冈仁波齐》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电影人的士气。然而，对于在市场上沉浮的民族电影而言，成也市场、败也市场。一些民族电影遭遇市场“滑铁卢”，显示出市场规则的冷酷与神秘。

    由于在商业院线频繁曝光，民族电影迎来了与更广大观众及主流社会对话的契机。民族电影不再是小范围内孤芳自赏的狭小类型，它开始进入公众话题，从而体现出电影作为文化生产的本性。

                                       政策扶持

    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仍旧在延续，年初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专业调研，此前经历过内蒙古、东北三省、云南等地的调研。工程即将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一直给予了大力扶持，将其纳入农村题材影片或重点影片的资助范围。国家民委主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少数民族影视促进会、文化部主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基金会、文化部与财政部主管与监督的国家艺术基金等，对包括影视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予以了极大倾斜。

    在一些电影节和电影展上，民族电影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上海国际电影节连续几年都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入竞赛单元并获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连续几年设立了最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奖；新近由陕西省西安市政府举办的丝路电影节，也有民族题材的创意奖项。

    到2017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已经经历了第9个年头。在经历过市场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后，北京民族电影展的社会影响似乎出现了边际效应：常规工作越来越定型化，而真正因影展而成长起来的有影响力的民族电影项目并不多。但对于那些不能上商业院线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北京民族电影展依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2017年，该展集中推介了几部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和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如果没有影展平台，这些电影很难有机会进入生产地之外的主流观众的视野。从这一角度来说，北京民族电影展的展映环节仍旧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

    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对于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作而言，适逢一个提倡“文化自觉”的时代，中国多民族的厚重文化积淀成为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届民族志纪录片展映活动，让不同来源、背景与生产方式的民族志纪录片齐聚一堂，更是凸显了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传播的国家在场。当代国人渐渐有了共识：只有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更有活力的新文化。

                           融入市场

    2017年是民族电影的爆发之年，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民族电影进入到主流商业院线。业内一直在呼吁民族电影上院线，2015年《狼图腾》上映之后，曾有一些民族电影大制作项目跃跃欲试，但终于因为市场规则的叵测而纷纷“交了学费”。

    这一切在2017年终于改观。《冈仁波齐》打响了民族电影市场闯关的第一枪。上映前，各方预测票房至多500万。不料，在好莱坞大片、国内明星电影的夹击中，《冈仁波齐》竟脱颖而出，票房上亿，这个结果让出品方、发行方甚至导演自己都很意外。《冈仁波齐》无疑拓宽了文艺片，特别是少数民族题材文艺片的市场疆界。

    《冈仁波齐》成为了2017年现象级的电影，少数民族电影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获得了罕见的市场好成绩后，制作方与发行方颇为踌躇满志，对同期套拍的另一部藏族题材电影《皮绳上的魂》有了更高的市场期待。但世事难料，《皮绳上的魂》放映几天下来，票房惨淡，不得不提前下线。

    从《冈仁波齐》到《皮绳上的魂》，对于导演来说，可谓成也市场，败也市场。前后两部电影的发行成绩可能令他们迷茫。那些自以为通晓行业规则的业内精英，经常被市场逻辑打得措手不及。这两部同一导演的作品遭遇如此悬殊，说明民族电影人还远未掌握市场规则。

                             电影《侗族大歌》

    已经问世几年的电影《侗族大歌》，终于在2017年上了院线公映，却没有获得市场的肯定。“非遗”主题类民族电影一直是民族电影的代表，在公映之前，该片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好评，但最终没有摆脱“叫好不叫座”的魔咒。而另一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电影”《七十七天》，票房竟然也上亿，似乎又打开了民族电影的好运口令。

    市场展现了迷人的魅力。2017年如此多电影在市场试水，本身就是电影市场繁荣的结果。随着影院及其银幕数量的增加，电影市场的体量扩大，市场一方面需要能带来相对稳定收益预期的类型电影，另一方面也需要那些具有市场异质性的文艺片，以开掘市场获利的空间。

    另一部电影《清水里的刀子》借助艺术院线联盟，也获得了面对观众的机会。这是中国电影市场成熟的另一面。在主流院线之外设立艺术院线，成为许多民族题材文艺片的“生路”。其实，文艺片也有自身的生态系统，艺术院线联盟可被视为针对文艺片的另一种分众市场，目前还很微弱，但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进一步扩展，艺术院线必将成为相关制作者与爱好者重要的行业依托。

    2017年末，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的市场化大片《战神纪》让人们翘首以盼，不料，这部耗资相当大的民族电影却悄然撤档。这似乎又一次显示出市场规则的冷酷与神秘。

                             文化重构

    由于在商业院线频繁曝光，民族电影迎来了与更广大观众及与主流社会对话的契机。

   新世纪以来，民族电影独树一帜，成为学术界研究的课题。但相关的理论生产一直推崇一种关于民族电影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小成本、多元文化主义价值导向、文化保护与传承主题、现代与传统二元结构等。然而，笔者以为，民族电影主题和题材范围可以更广。现有的电影故事中，地域与人物常常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复杂的社会联系被简单化，角色仅仅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模型中难以自拔。对此，我们需要反思，民族电影不仅关乎少数民族文化非遗主题，也应当有复杂的文化构成，它可以是主旋律，也可以表现各种现代社会问题，总之，可以具有和主流电影一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由于商业院线的参数加入，民族电影中受推崇的“母语电影”的文化价值也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目前中国电影依托的是商业电影体系，在国家主流院线里，母语电影的存在领地并不宜扩大。在进入商业电影院线之前，母语电影在彰显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方面成效显著；但在主流院线里，它也意味着主流观众在文化理解方面的障碍，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失去了更大范围传播的机会。而纯粹的母语电影所展示与描绘的“单一民族”生活，在国家电影的价值体系中，可能并不利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建设艺术院线联盟以容纳在文化表述上有抱负的“母语电影”，另一方面电影主创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母语电影在主流院线中的各种局限，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市场风险。

    另一部表现湘西苗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电影《十八洞村》，在2017年的市场中获得了政府罕见的扶持力度，最终票房过亿。但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票房，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电影 “政策市”的一面。“精准扶贫”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和宣传作用。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令我们正视民族电影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引导方面可能拥有的巨大作用。国家开始用公益化的方式在商业院线内进行嵌入式扶持，但如何嵌入而不违背商业电影体系、如何进行评估以保障公平，仍旧需要更精微的制度设计，考验着相关部门的责任心和智慧。总之，我们也要在新的时代重新考察民族电影的社会功能，并开启新的制度建设。

    《老兽》在2017年末放映，呈现了内蒙古当代城市的世道人心。这部电影揭示出，民族电影在主题与题材选择方面具备某种“全民性”，就可以获得更多观众的共鸣。许多民族电影市场不利，不仅与丰富的社会性内容缺失有关，更与“全民性”主题缺失有关。如果只执著于一族一地的关切，耽于封闭的想象，没有和当下社会丰富多彩且不乏冲突的社会意识相呼应，自然不会赢得主流观众的认同。这是电影《老兽》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