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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夏天，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委托，拍摄一部鄂伦春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厂里指派我担任该片的编导及摄影师。很快，我只身一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为影片的拍摄搜集资料、做准备。

　　与我之前拍摄的几部民族志电影不同，《鄂伦春族》的拍摄有着坚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初，我国民族学者陆续对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和黑龙江呼玛县、爱辉县、逊克县境内鄂伦春人聚居的7个居民点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我遇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赵复兴、吕光天、满都尔图，他们在那里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调查。我仔细阅读了他们撰写的调查报告，对鄂伦春族的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方式有了基本的了解。随后，我与两位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讷尔克奇、朝阳两个猎民村。

　　我们骑马穿过密密的白桦林，走过辽阔的草甸，到达讷尔克奇猎民村时，已是日落时分了。夕阳的余晖把银色的白桦林染得通红，草甸上盛开的野花芳香扑鼻，猎民村就坐落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在这里，我和鄂伦春族猎民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砍柴放牧，对鄂伦春族独特的狩猎文化、社会发展轨迹有了一定的认识。

　　回到阿里河镇以后，我和赵复兴、吕光天、满都尔图等人一起编写拍摄提纲。由我执笔，3位学者提供资料，讨论修改。最终，我们决定以鄂伦春族特有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为主题，以春夏秋冬四季狩猎活动为结构框架，按岁时穿插经济活动、衣食住行、血缘家族、婚丧嫁娶、宗教艺术等内容，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本人就是研究鄂伦春族社会历史的专家，他审阅拍摄提纲后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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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月，我和摄影助理杨俊雄、张士美，制片伍远明4人组成摄制组，连同一位鄂伦春族翻译莫金臣抵达阿里河镇。我们一边编写分镜头剧本，一边做实地拍摄准备，然后前往第一个拍摄点朝阳猎民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的村民们很喜欢照相和拍电影，拍摄工作因此开展得很顺利。

　　我们首先要抢拍鄂伦春人的冬季狩猎活动，最先拍摄的是一个乌力楞。乌力楞是鄂伦春语，意思是“子孙们”，它早先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公社，新中国成立前发展为地域性的农村公社。一个乌力楞一般包括五六个仙人柱，仙人柱是鄂伦春人居住的简易屋棚，一个仙人柱就是一个小家庭。一个乌力楞可以组成几个出猎组，由有经验的年长者担任行猎长，鄂伦春语叫“塔坦达”。

　　我跟拍的那支出猎组，塔坦达对我很照顾。他拉来一匹老实的马，备好鞍，把我扶上去。到达猎场后，大家找来干枯的树枝，生起篝火。地上的积雪比较浅，山岭也光秃秃的，这和我们设想的银装素裹的冬日林海景象有些差距。塔坦达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今年大兴安岭的雪还没下够呢，很快就会有一场大雪来临，你等着吧！”果然，没过几天，乌云密布，北风呼啸，纷纷扬扬的雪花铺天盖地，鄂伦春人的狩猎活动就在这场大雪后展开了。

　　行动前，塔坦达和猎手们一起寻找野兽踪迹，研究对策。塔坦达经验丰富，他能根据犴的蹄印，准确地判断犴的公母、位置，吩咐猎手到犴的必经之地埋伏起来，采取鸣枪恐吓、纵马追赶等方式把犴赶到预定的地点猎获。狍子是鄂伦春人打的最多的野兽之一，狍子肉是他们的主要食物，狍子皮是制作衣裤和仙人柱围子的最好材料。捕获狍子后，猎手取出狍子的肾脏和肝生吃，就地剥皮，兽肉平均分配。我们采取跟拍、抢拍、偷拍等方法，用两台摄影机分别跟踪猎手，抓拍射中猎物的瞬间以及猎手敏捷的动作，如实地记录下这些难得一见的场面。

　　夜晚，大家围坐在篝火旁，按传统，由优秀的猎手向年轻人传授狩猎经验。睡觉的时候，大家就钻进狍皮口袋里，在零下40多度的雪岭露宿。我看见塔坦达赤裸着上身，盖着狍皮被子睡觉。起身的时候，他先不紧不慢地抖去被子上的积雪，然后才把袍皮衣穿上。鄂伦春族兄弟耐寒耐劳的伟力着实让人惊叹！

　　在朝阳村拍摄期间，我们还拍摄到了鄂伦春人的宗教活动及丧葬礼俗。当时，村里有一位老人重病，请萨满跳神。萨满跳神穿的神衣，是用铜镜、贝壳、各色布条做成的，有五十多斤重。跳神时，萨满手敲皮鼓，边跳边唱，韵调极为低沉。跳着跳着，萨满进入恍惚状态，逐渐失去知觉，进入无我境地。老人的孩子向萨满诉说母亲的病情，萨满怜悯地让病人供神。老人死后，家人又请萨满来赶走死者的灵魂，将其风葬，就是把盛殓死者的棺木放在树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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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来，5月的兴安岭冰雪消融，我们前往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斯木科猎民村，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研究员蔡家麒被派来指导摄制组工作，加强了我们的力量。由于宣传深入，鄂伦春族群众对拍摄工作十分支持，允许摄影师随时随地跟拍。

　　在斯木科，我们拍摄了鄂伦春人游猎、迁徙、搭建仙人柱等场景。迁徙是鄂伦春人经常性的活动，春夏秋冬根据野兽的行踪有一定的迁徙路线。迁徙时，仙人柱的架子留在原地，其他东西一律带走。他们点燃白桦包，保存火种；把各种各样的神像装进桦皮盒子里，供奉在住地；把出生不久的婴儿放在摇篮里，背在母亲的背上。迁徙的人们骑马排成长队，跋山涉水，充满激情的歌声在路上回荡。

　　鄂伦春人狩猎的季节性很强。春季主要是猎取鹿胎，打到母鹿后，立即取出鹿胎熬成膏，用来对外交换。夏季主要猎取马鹿和犴，猎手们在马鹿和犴经过的地方挖一些小水坑，放点盐在里面，盐水会在地面形成一层白碱，马鹿和犴都很喜欢吃，猎人趁机出击。秋季野兽膘肥体壮，也是猎取熊和野猪的最好季节。一天早晨，我刚从地铺上爬起来，突然听到枪响，赶紧拿着摄影机循声跑过去，只见灌木丛中一头大黑熊被打倒在地。鄂伦春人一直保留着对熊的禁忌，熊肉必须全乌力楞的人一起吃，熊骨不能乱扔，要集中起来，抬着送葬。把熊骨风葬时，人们还要祈祷说：“我们不是有意杀你，而是误杀你。不要降祸在我们头上，保佑我们多打野兽。”对于这些珍贵的场面，我们都做了系统的记录。

　　在斯木科，我们还拍摄了鄂伦春人的社会生活、婚姻形态以及氏族会议。为了扩大拍摄面，拍摄小组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原地，一路前往黑龙江呼玛河十八站鄂伦春猎民村补充拍摄，内容包括鄂伦春人的桦皮工艺、采集、与商人交换物品等。影片中的商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定居当地的，我们复原拍摄了鄂伦春人与“安达”（兄弟）以物易物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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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鄂伦春族》问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展映，比如在德国的哥廷根、莱比锡以及芬兰的赫尔辛基等地举办的国际人类学电影展上，获得普遍好评。该片还被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机构和教育部门收藏，解说词也被译成英语广泛传播。在2003年举办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2009年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14年举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上，《鄂伦春族》都作为民族志经典影片进行了展映。2011年，《纪录片档案——鄂伦春族》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无论在科研、教学、民族团结教育方面，还是在保存和传播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我国与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交流方面，纪录片《鄂伦春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为这部纪录片，我和鄂伦春族结下了不解之缘。鄂伦春人自尊、自信、自强、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乐观豁达、尊老爱幼、扶助弱者等高尚品德，以及他们的狩猎文化、桦皮文化、萨满文化等，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2011年，我有幸参加了“鄂伦春族文化的记录与展望暨庆祝鄂伦春自治旗成立60周年研讨会”。会上，我见到了参与纪录片拍摄的鄂伦春族故人，还结识了许多新成长起来的鄂伦春族干部、学者。他们因为我在兴安岭深处拍摄了这部鄂伦春人的“祖先片”，对我表示尊敬，这让我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如果说我和摄制组成员拍出了一部鄂伦春族好影片的话，那么全是鄂伦春族干部群众支持帮助的结果，也是鄂伦春族历史文化孕育的结果，我要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本文由本报记者牛锐采访整理。照片由杨光海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