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重大，全景式、多角度反映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摧残人性、剥夺人权、钳制人们思想的现实，形象地回答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编剧阿来选择以农奴主少爷丹增甘丹与农奴普布之间40余年人生纠葛故事为线索，典型性地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发生在西藏同样作为人的农奴主少爷和农奴在寻找人的位置和人的尊严的心路历程和行动历程。影片以人性的复苏和觉醒为切入点，第一次系统地全方位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变迁对人的命运与选择的深刻影响，展开了个人与民族何处去的思索，昭示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走向灭亡的必然。虽然影片表达的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主题，但以人带史、以人为叙事中心，故事充溢历史的潮流和对民族命运思考的使命感。影片多层次多角度折射出西藏历史的厚重与沉重，通过电灯、汽车这些具象符号，通过小活佛戏谑语言和正襟危坐的解惑等镜头，展现对文明世界的渴望与认知，对人性本质的思考和尊重，让民族走向新生、走向正常、走向世界、人与人争取平等的历史必然。把对传统文化思考、内心冲突带来的自觉性，来自作为丹增甘丹、普布等人对命运的审视与觉悟。“人是社会动物”，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正是力量的汇合凝聚，西藏人民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握西藏和平解放的时代机遇，创造了西藏新的历史，让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走向灭亡，影片形象地回答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霍康·强巴旦达回忆民主改革历史时曾感叹：“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得到解放，也让我们这些贵族得到了解放。”也正是这样，可以说无论农奴还是贵族，都是在不断自我突破、解放进程中。在借鉴外来文化中，寻找个人、民族甚至人类如何前行发展的，这种人的解放起始于人性的复苏与觉醒。人的解放只有实现思想观念上的解放，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

影片题材开掘较深，艺术把握张弛有度，既有史的真实，也有诗的高度，完成了历史真实与叙事艺术相统一。影片以史为贯穿，以艺术上的完美呈现为追求，也就是创作者如何把握这部时代跨度之大、题材重大作品的一种历史的艺术表达。可以看出，创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尊重历史的真实（可信）。影片没有刻意回避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相反都予以严肃完整的呈现，在电影有限的时间内，也通过运用画面、字幕、解说等形式作了交待。同时，采用对白、背景、音乐和演员表演呈现心理活动等电影手法来表现题材的感染力（好看），用诗的镜头努力还原来阐述人物与时代、与历史文化、与内心的冲突，不留痕迹。影片的纪实性风格、揭秘性的还原、多信息量的暗示，达到让观众去体验、认识、评判的目的，完成了一种历史真实与叙事艺术的相统一，即史和诗的相统一，表现出重大题材应有的巨大艺术魅力。难怪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主席对影片的评语是：影片尺度之大备感意外，平和、中立的视角令人印象深刻。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选片人认为，该片是他们在近几年看到的最有艺术价值的中国电影。当然，影片在剪辑上还存在一些遗憾。

在艺术形式和表演手段上，影片也有许多突破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次采用全藏语对白，打破了以往表现西藏题材语言的模式，使外地观众和本地观众更好地从形式上接受；全藏语对白原汁原味，可以更加真实和准确地呈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让观众比较完整地去了解西藏文化。影片创作遵循了重大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前提下，根据剧情需要，大胆虚构了一些情节。比如，农奴普布去追赶看大活佛的汽车等，这使影片更具有普遍性、代表性、艺术性。突破了过去一些反映西藏题材影片表演的程式化、脸谱化，表演努力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发展，向作为人的方面表现，在神似上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气。这种突破创新，对将来的西藏影视发展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