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伍匡文访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来源：胡谱忠

　　在今年举行的中国民族电影高端论坛上，全国各地的电影艺术家、电影理论工作者、民族文化学者、制作发行放映系统专家等百余位业内人士，就民族电影的发展战略、创作经验、理论建设、文化品格、市场出路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来自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的伍匡文主任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的介绍和见解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的重要性，业界一直关注不够。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企业化改制也让各个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的工作经历了起伏，但近年来，随着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

　　少数民族语电影的译制，不仅关系到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化传播和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双重需要，同时也承担着对外宣传和维护边疆安定的重大使命。首都师范大学的电影学者胡谱忠为此对伍匡文进行了专访，对少数民族语电影的译制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胡谱忠(以下简称胡)：1985年昆明电影制片厂改名“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为什么会有“民族”两个字？

　　伍匡文(以下简称伍)：这是我们厂多年来认真考虑的一个结果。云南这个地方太特殊了，你想在镜头里面把少数民族摘除都很难。而且你在任何地方拍摄，不经意地里面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内容。另外，我个人认为，云南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云南的文化建设就应该打民族牌，要举民族的旗帜，拍民族影片。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成立以后，就把反映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自己办厂的宗旨。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边疆，一个是民族。边疆和民族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是混合在一块的，因为云南省是一个边疆省。目前已离开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调到了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

　　胡：关于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在电影研究界好像很陌生？

　　伍：这个行当说来话长。我们实际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把电影带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放映。以前去民族地区做工作，很多话人家都不懂，后来发现一个最方便交流的东西，就是电影。以后去做民族工作，他们都习惯带一部电影去。当时，工作人员去了就放《国庆》，放中央新影的影片，放当时的新闻简报，放的同时就跟当地人讲中国有多大，讲天安门、毛主席……以前很多民族地区的人没有中国的概念、民族的概念，通过电影可以告诉他们，中国那么大、民族那么多。这些县城都没去过的人，靠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

　　胡：怎么让少数民族观众听得懂呢？

　　伍：去放映的人一般习惯性地带一个当地的干部，让他介绍。这是一个阶段，就是用新闻纪录片帮助做民族工作。包括国家民委第一次带慰问团下乡，其中也有一个电影队，一边放电影一边讲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后来就积累了一个经验，每次都带电影下去放映。到了1964年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培养同期翻译的放映员，在放电影的同时讲解剧情。第一代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的译制当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映员自己一边放一边讲；还有一种是专门带一个人，直接拿着话筒跟着同声翻译。

　　我记得当时我们厂有一部杨丽萍主演的电影《太阳鸟》，当时放映员去放映的时候，一边脚蹬着发电，一边照看着放映机，一边自己说着话，很忙的。

　　胡：就是说放映的声音有两个？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

　　伍：对。但1965年和1966年开了两次电影工作会议，决定除了保留原来的优秀同声翻译传统之外，还要注意采用新的工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涂磁录音。涂磁录音就是在拷贝边缘涂上一条磁粉，磁粉就具有录音性能了，在这个磁粉的上面把少数民族语言的配音录上去。放映的时候，少数民族语言就跟着放映出来了。后来我们采用了一个更特殊的办法，叫做国际乐效加民族语台词。国际乐效是通用的。一部电影，包括我们进口的影片都是这样，这个片子当中有两个声带，第一个声带是完成的录音声带，听到的是带有外语对白的声音。另一个声带片中人物张嘴不说话，但是喝水声、走路声、关门声、音乐声等都有。把演员的台词根据剧本翻译以后，找配音演员配上一合成就行了。后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国际惯例来做，但是我们没有做成光电还原的光学声带，而是做成磁粉涂的涂磁声带。这个工艺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直沿用到2007年。到2008年，开始改用数字工艺。

　　胡：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吧，但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伍：改用数字工艺以后整套工艺就变了，这次我来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就是做云南数字电影的系统建设，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仍然有很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看不懂电影。

　　胡：云南有20多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的语言都不同，每个民族都要有配音演员吗？

　　伍：我们最多的时候做到过18个语种，这18个语种涉及到大概10个左右的民族。从2010年3月份开始，我陪着电影局的同志考察，考察之后我们认为配音要考虑几方面因素，比如边境沿线因素，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汉族语言的流行程度也不高，那么这里的少数民族语言就很重要了，所以要优先考虑。还有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又影响到境外的，也需要优先考虑。比如彝族，在云南是一个大民族，它的语支非常多，但在边境沿线不太多，我们还是考虑尽量推广普通话吧，没有设。比如大理地区的白族，虽然有民族语言的特点，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普通话通行程度比较高，所以暂时不列入。今后如果把它作为少数民族一项文化来保留的时候，我们才考虑继续做。

　　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下来以后，我们就确定了9个民族的13个语种。9个民族有13个语种，是因为同一个民族有不同地区的语支。

　　胡：译制工作在其他地区情况如何？

　　伍：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做相关工作，但后来受到了影响。过去译制工作是放在一些省的电影公司，我们国家有11个译制中心，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延边、四川省凉山州、四川省甘孜州、甘肃、青海、贵州、云南、广西，都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译制的工作。但这些地方的电影公司在上世纪末陆续开始改制，走向了市场化经营，少数民族语译制工作自然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胡：译制工作是怎么重新重视起来的？

　　伍：国家在推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时候，花了很多力气，但后来有关专家到延边考查，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全在看韩国的节目，因为韩国的节目对他们没有任何语言障碍。问怎么不看国内的节目，回答说：影视剧都是说普通话，不说朝鲜语。

　　从2004年开始，中央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开始调研，认为译制工作要加强，要把党的声音、把优秀的影视剧，传播到少数民族当中去，应该让少数民族群众通过电影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胡：电影公司已经改制了，少数民族语译制工作受到的影响如何修复？

　　伍：国家把电影公司的经营部分划出去之后，明确少数民族语译制为工艺部分，负责工艺部分的机构变成事业机构，由国家负责经费。但目前我们这个队伍中，西双版纳的配音演员严重流失，因为原来的配音演员们全都“转企买断”了，回不来了。但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要恢复起来。

　　胡： 目前11个译制中心都有译制站？

　　伍：四川有两个译制中心，一个叫做凉山译制中心，还有一个是甘孜藏语译制中心。我们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最特别，下面设了8个站，译13个语种。新疆译制中心译两个语种，分别是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内蒙译制中心分东蒙语种和西蒙语种；广西电影译制中心下面的几个站点分别译着不同地区的壮语，因为壮语分好几个语支。

　　胡：云南的康巴藏族没有译制站吗？

　　伍：藏族的三个基本语种分别是西藏的拉萨方言、甘肃的安多语、甘孜的康巴语，在当地都有电影译制站。我们需要什么语种节目，译制中心直接下载就行了。

　　现在我们在考虑贵州的苗族和云南的苗族怎么通用的问题。因为贵州现在也在做苗族语的译制工作，导演宁敬武就跟我谈到美国的苗族听得懂云南的苗族语，却听不懂贵州的苗语，而他的电影是在贵州拍的。所以他跟我提出要把贵州的苗族语的片子拿到云南译成云南苗族语，就可以卖到美国的苗族人群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