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于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境线上，由边防战士寻找昔日恋人而引出的一个紧张惊险的“反特”故事。影片由白辛编剧，赵心水执导，梁音、阿木都力米提、谷毓英、阿依夏木等主演。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境反特”题材电影成为一种很常见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次类型。因为当时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边疆地区伺机而动，故“边境反特”一类故事有其现实依据，也具备非凡的文化建设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边境、国界概念有了明确的政治内涵。人类学家王明珂曾有一个巧妙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冷战敌对环境，新生人民政权利用电影这种媒介，明确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并确立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主体性。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边境线的反复强化呈现，正是新中国国民教育的重要一课。人们在电影放映的第一眼就能看到“国家”，少数民族与边疆的形象组合具有了非凡的文化生产力。此类影片不仅提升了观众心中新生中国的“国家观念”，也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影片类型。

　　《冰山上的来客》是最早表现新疆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反分裂的国产影片，该片所展现的国境线与少数民族形象承载了展示与提升新中国政治与文化形象的功能，是这一特殊时期重要的“国家叙事”。片中所展现的军民的智勇、英雄的牺牲、民族的团结等，都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内容。影片结尾时，杨排长发令：“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这是对国家意识的强有力召唤，使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升华。

　　《冰山上的来客》是当代“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先驱，在新中国类型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的国产电影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此类题材影视作品是适应本土文化建设需求而从中萃取出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电影类型，中国电影人也对这种类型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雄奇秀美的山川、生动鲜活的人物、丰富多彩的文化、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情感以及针锋相对的敌我斗争等，都让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其中，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更为一代国人留下共同记忆。

　　在影片中，阿米尔被成功塑造为少数民族新战士形象。他一出场就面临个人情感的困惑，这份情感困惑是他身份建构的障碍，也开启了整部影片的悬念。阿米尔与古兰丹姆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两人失散多年，阿米尔多次被假古兰丹姆利用，令他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党的教育与引导，使得阿米尔逐渐看清了真相。革命护佑了阿米尔的真挚感情，结局幸福圆满，其个人情感也因此具有了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的超越性价值。观众通过阿米尔的角色形象，同样也实现了对革命价值与意义的认同，片尾夜空中升起的3颗信号弹，又将这种个体的信念提升为对国家的认同。

　　民族文化元素在这部影片中成为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该片在展现多样性的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显示出叙事的张力。塔吉克族服饰、婚俗、节庆与富有地域特色的对白等，再加上帕米尔高原上的险峻冰峰与湍急河流等地貌影像，都让影片扣人心弦。同时，民族文化展示与革命斗争叙事水乳交融，如影片结尾部分人民解放军与土匪之间的胜负之战，就是在民族婚俗的叼羊比赛中进行的，精彩纷呈的民俗场景与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交织，紧张激烈的较量与欢快激昂的音乐相伴。民族文化元素进入到核心情节之中，参与到人物及其关系的塑造中，与故事发展融合无间。

　　借助民族文化的表达，爱情、歌舞也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某种类型特征。《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音乐创作堪称完美，作曲家雷振邦倾情打造的音乐不仅类型丰富，而且极富民族特色。影片中，音乐介入叙事，其抒情功能甚至扩展成为另一种对白。由塔吉克族民歌改编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几度成为叙事的“重要动机”。插曲如《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等，同样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优美激昂的旋律与惊险激烈的故事一起，在几代人中传播，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