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并入围新生代竞赛单元的民族题材电影《旺扎的雨靴》，4月6日亮相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旺扎的雨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是藏族青年导演拉华加执导的处女作，讲述了藏族农家少年旺扎为了得到一双梦想中的雨靴所经历的故事。

　　旺扎是个农村孩子，在他梦想成真的过程中，影片表现出了孩子的童心与童趣。同时，影片也展示出民族志一般的地域性风俗。主人公旺扎生活的家庭、学校、村庄等空间环境，以及他与父母、教师、同学、拖拉机货郎等人物之间的关系，都透露出特有的民族生活风貌。

　　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设定。儿童的童稚状态与大众文化中少数民族形象所代表的人类文化童年状态是互为隐喻的。因而民族题材文艺作品常与儿童题材产生交集，儿童的纯真与民族文化的纯真相得益彰。新导演涉足民族题材电影时，常不自觉地选择儿童作为电影的主人公。当代许多民族题材电影都讲述过少数民族儿童的故事，尤其是藏族导演，几乎都曾涉足儿童题材。这部《旺扎的雨靴》也很典型。

　　儿童电影的旨归一般都不会是儿童形象本身，总要展现或表达更大更深层的问题。《旺扎的雨靴》的叙事核心是表现民族文化的特性。电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演示儿童的童心和童趣，但在后半段，电影悄然进入到关于藏文化的叙述中去了。

　　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角色：原著中的“密咒师”，在其他藏族题材文艺作品中也被称为“防雹师”。如在纪录片《西藏一年》中就出现过一个次旦法师，因为现代人工防雹技术的运用，他家传了六代的防雹术失去了用武之地，从而失去了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可以想象，随着科技的普及，防雹术在当代藏族农区人们的观念里很自然地遭遇了一个“祛魅化”的过程。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藏族聚居区，政府会为冰雹多发的乡镇购置高射炮，进行人工防雹防雨。在《旺扎的雨靴》中，防雹师这个具有宗教背景的人物形象，在影片的文化表述系统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形象起初出现在主人公旺扎懵懂的童心世界里，行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后导演以他的形象又牵引出了一番关于藏文化特有系统的叙事。

　　防雹师象征着一种传统，他在青海农区庄稼成熟时节忙碌地举行仪式。这难免引发观众的疑惑，因为这与现代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不协调。但电影中以旺扎的父亲为代表的村民却仍生活在这种传统中，这可能会令观众怀疑其现实依据。为弥合这种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导演也进行了一些柔化处理，比如增添了一个非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当村民为收割前可能出现的降雨担忧时，他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求助于防雹师，另一方面又去向上级领导反映，要求人工防雹。

　　这种“两可”的处理方式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即导演一面承认现代技术在传统社区中的支配性影响力，一面又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有灵”状态表现出留恋之情。因此，电影在入围柏林电影节的宣传语里这样介绍：拉华加导演运用生动的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沉浸在古老传统中的文化，关注了主人公的梦想。这段宣传语表明，导演对文化的思考是先于人物与故事本身的。

　　电影是根据才朗东主的小说改编。原著结尾是旺扎偷偷地尾随着防雹师上山，希望防雹师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降雨，让自己有机会穿上来之不易的雨靴。但电影却改成了开放式结尾：防雹师在高原的山丘上庄严地施法，山雨欲来，雷声隐隐，在自然与防雹术交锋的关键时刻，电影戛然而止。这改编后的结尾看似开放，其实在文化表述的意义上已经闭合。此时，尾随防雹师的孩童目光转化为叙述者的目光，不再是孩童的好奇和期待，而是主创者对藏文化的仪式化展现。文化表述也不止于童趣，而进入到藏文化叙事的专用轨道。

　　《旺扎的雨靴》是藏语电影序列中的新作品。藏语电影曾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增添了新的文化表述形态，丰富了中国电影文化。不过，目前，这一题材也面临着主题与风格逐渐单一化的问题。年轻导演如何真正超越当下藏语电影中的文化视野，表达出更多对民族文化更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期待。